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憶背饃上學的艱難歲月

時間:2020-02-18來源:本站原創 作者:王安寧 點擊:
憶背饃上學的艱難歲月
 
 
  人常說: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細想我的人生歷程,最不如意的莫過于背饃上學的艱難歲月。正是長身體和求學的年紀,卻偏偏遇上了無法逃避幾乎要命的饑餓歲月。
 
  我的初小是在本村東頭的學校念的。那時教室西邊的土墻上還畫有一副孫中山先生的黑白像,下面寫著“國父孫中山先生”,南邊墻上有一副標語:“人民公敵蔣介石”。應該是解放前和解放初留下來的。初小雖說正在困難時期,也常餓肚子,但畢竟在自己家里吃飯,起碼能吃口熱的。1961年我初小畢業了,考上了八里外的下薛完小,那年我十二歲。當時的小學分為初小和完小。初小指一到四年級,大多在本村讀完。高小指五到六年級,高小也叫完小,就是完全小學,一到六年級全有。官底公社當時有官底、四縣廟和下薛三所完全小學。我所在的保王村被劃分到下薛學區,在這里上學的還有廟王、下薛大隊和下邽公社的胡張、田市公社的浦家、牟家等大隊的孩子。下薛小學的高年級分為甲乙兩個班,我在甲班讀書。
 
  那時高小就開始住校,每周日下午背上饃布袋,帶上三天的饃,和同學相跟一起去學校。晚上把課桌拼起來就是床鋪,鋪上你的被子,蓋上我的被子。那時的孩子沒有短褲襯褲一說,晚上光屁股擠在一起睡,早上再把桌子重新擺好。一九六一年是最艱難的時候,誰家都好不到哪兒去。那時農村有文化的人少,能上高小就已令人刮目相看了。孩子好不容易考上了,一家人就得忍饑挨餓先盡著孩子吃。許多同學餓得忍不住,往往星期二下午就把饃吃光了,星期三只好喝點水忍著,餓到下午上完課已經是眼冒金星,才能搖搖晃晃趕到家里吃飯。挨餓的滋味實在不好受,孩子們中間經常出現偷饃的情況。為了減少丟饃的事情發生,我們的班主任朱老師只好把學生的饃布袋放在自己辦公室。父親為此專門讓人用供銷社的包裝箱木板,給我訂了一個小木箱,用鎖子鎖上。有了木箱,我的饃是不會丟了,卻帶來了新問題。木箱板是松木的,氣味很大,因此我的饃有一股濃烈刺鼻難以下咽的松樹味道。學校有老師灶,為老師們做飯,也為學生燒開水。同學們喝幾口開水,啃幾口冷饃就算一頓飯。說是饃,其實什么做的都有。有的是玉米糝捏在一起的,算是好的。有的是野菜團子,還有的是黑黑的干紅苕藤碾成粉做的,苦澀無比,難以下咽。父親認識學校炊事員閔師,有一回閔師見四下無人,偷偷從袖筒里拿出半個饃給我。我趕緊拿到沒人處,連味道都沒嘗出來就吃完了。
 
  學校西墻邊有個水井,上邊用玉米桿搭了個頂棚。有一天我到井邊玩,突然發現頂棚上的玉米桿上有一個鼓鼓的東西。我想法子爬上立柱剝去包皮,原來是一個小小的玉米棒,有一拃長,黃黃的玉米粒兒一行行整齊的排列著,遺憾的是一側有三分之一沒有顆粒。那一刻我像一個干了壞事的小偷,心里砰砰直跳,感覺自己臉都紅了,似乎是怕別人發現搶了去。我不敢耽擱,急匆匆慌忙塞進了褲兜,裝著若無其事的逃離了井臺。
 
 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,那天是星期六。下午上完課,聽南倪村一個同學說,他們村的幾十畝紅苕地剛剛被拖拉機翻過。昨夜恰好下了一場大雨,我想遺漏在地里的紅苕,經雨沖洗后會露出來,正是撿拾的好機會。于是下午下課后,我忍著饑餓,多跑了四五里地彎到南倪村,想撿拾點紅苕,連同那個玉米棒一起,給母親一個驚喜!誰知道跑到南倪一看,早有人撿過了,滿地都是腳印。我艱難地在雨后松軟的泥地里跑了兩個來回,只撿到兩個指頭粗的半截紅苕,我失望極了;氐郊依,就那一拃長的小玉米棒,仍然令母親兩眼放光。把玉米粒小心翼翼剝下來,充其量不過二兩重。母親把玉米粒切碎,再加上那兩段小紅苕,一家人算是喝了一頓稀湯。
 
  那時候,許多同學因為背不起饃失學了,我們甲班二十多人中就有四五個。乙班有個姓宋的同學,是田市牟家人,眼上扣著個像草帽圈圈的近視鏡,說話聲音高高的,很活潑。那一年放假后他再也沒有來學校,后來聽說被餓死了。他的母親是個后媽,平日就對他不好。
 
  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,愁容在少年臉上總會轉瞬變為笑靨。下薛小學上學的日子是艱難的,也是快樂的。沒有課外書讀,學校號召大家讀字典,開展查字典比賽。竟有同學幾乎把字典背過了,只要你說出一個字,他會馬上說出在字典的多少頁,第幾個字。
 
  1963年三月,毛主席號召“向雷鋒同志學習”。當年秋天,我們班五六個同學唱著“學習雷鋒好榜樣”考上了下邽中學,小升初錄取率超不過百分之三十。國家規定高中生可以轉戶口,吃供應糧,初中生還得從家里背饃。從保王到下邽這段路又跑了三年。沿途有十幾個學生,只有我們村和新店村共兩個同學有自行車,其他人都是靠“十一號汽車”(兩條腿)跑路。那時誰家有輛自行車,哪怕是破舊的,也比今日的小汽車神氣多了。
 
  下邽中學有蒲城原仁公社的學生,他們因為土地多,人口少,生活比渭南要好些。原任的同學不管咋說總有饃背,渭南的同學大多以紅苕為主。學校用大籠給同學們蒸紅苕,為了方便辨認彼此,有的同學用網兜裝,大部分同學用小刀在紅苕上刻字做記號。進入冬季,紅苕只能藏在紅苕窖里,大量紅苕出現黑斑。剜去黑斑后,周圍的地方不久還會變黑,有強烈的苦味。我們隊上有一戶有兩個中學生,哥哥在六五級、弟弟在六七級。每逢星期三、日下午,母親便提出一大籠被剜去黑斑的、坑坑洼洼的紅苕,總是讓哥哥先裝。稍微好點的哥哥挑走了,剩給弟弟的全被剜的沒了形。直到成年后,說起此事弟弟仍有些憤憤不平。
 
  我日常帶往學校的菜,就是一包干辣椒面拌鹽,灑在饃里邊就是一頓飯。那時呂家有我們班一個同學,他每次去學校都帶一罐頭瓶咸菜,我沒少蹭他的咸蘿卜吃。
 
  到了1965年,整個國家經濟狀況有了大的改觀,為改善學生嚴峻的健康狀況,學校號召學生上灶,上不起全灶就上半灶。全灶就是饃飯全由灶上提供,半灶顧名思義就是只管飯,不管饃,相對花錢少一些。學生從家里拿來玉米糝,灶上負責熬成稀粥,起碼大家能吃上一碗熱飯。后來每餐七八個人圍在一起,還可吃上兩口沒有油水的菜。
 
  一九六六年我初中畢業了,文化革命卻開始了,我們被迫失學了,人生美好的學校生活從此永遠結束,背饃上學的日子也隨之劃上了句號。
作品集王安寧 責任編輯:秋雨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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